以“荷”為貴，性靈為尚

——談談余仁杰的荷畫

張亞圣

      在眾多的水陸草木之花中，荷花素以其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清雅氣質和不染污泥的獨立品格而深得歷代文人的青睞。尤其是眾多的畫家，最歡喜以荷花入畫，遠的有王冕、張中、徐渭、陳洪綬、朱耷、石濤，惲壽平，近的有張大千、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李苦禪、江寒汀、于非闇、吳湖帆、朱屺瞻、謝稚柳、王雪濤等。正是這些畫家各展奇技、各富擅長，從而使得方寸天地間的水芙蓉成為中國畫壇中一抹絢爛的亮色，正所謂“浦上生綠煙，波底蕩紅云”。

      而在當今海派藝壇，也有一位為荷花的亭亭凈植、香遠益清而陶醉傾折的中年畫家，他愛荷、賞荷、夢荷、詠荷、畫荷。此人，便是余仁杰。

余仁杰《曲院荷風》

余仁杰《尚書·大禹謨》

      余仁杰科班出身，畢業于上海師范大學油畫系和國畫系，油畫、素描、版畫、速寫或者國畫、書法皆有通曉。單從此處來看，便知他自小打下了堅實的藝術根基和寬廣的藝術視野，能夠中西貫通，博采眾長。

      在余仁杰眾多的擅長中，以畫荷和行草最具魅力。此處我們談的雖是余仁杰的畫荷藝術，但亦不可忽視書法在其荷畫中的重要作用，沒有深湛的碑帖功力，絕難畫出荷柄的飽滿質感、荷葉的飄逸灑脫、荷蕊的清新脫俗。

      余仁杰的行草書筆致空靈，墨趣凝簡，滿紙都是古厚正大的氣息，這點很是難得。應當說，他很好地掌握了書法的本體語言，對傳統做了用心的取舍和注解，對創新做了恰如其分的開拓。

余仁杰《李白將進酒》

斗方兩件

      于是，余仁杰巧妙地打通了畫與書之間的血脈關系，使之暢快流通，線質、布白、造型、氣息皆佳，如花朵、葉柄和水草皆以行草筆法飛快勾出，不求工穩而有生動之趣。尤為難得的是，余仁杰畫荷追求的是率真至純、清漣不妖的氣質，也就是元明兩代文人審美中一直強調的“性靈”。

      細數近代畫荷名家，張大千追求荷韻，清新優美、揮灑如意；齊白石追求荷趣，天真爛漫、不似而似；潘天壽追求荷骨，霸悍頑強、崢嶸不屈；于非闇追求荷色，形象逼肖、妍麗精巧。余仁杰畫荷似乎有意避開諸上名家，而獨取元明之空靈悠遠，徐渭、朱耷的影響尤為深刻。用盧金德的話來說，就是“余仁杰的中國畫在大寫的酣暢中很使畫面有一種蔚霞的張力”。

團扇小品

      眾所周知，“性靈”的趣味來源廣泛，在明代既有王陽明“心學”和李卓吾“童心說”在哲學思想上的流布傳揚，也有以袁氏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在文學上的推波助瀾，其核心觀點就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藝術創作在本質上是要抒發人的心靈，表現真情實感，反對千人一面的摹古。

      于是，在畫壇便有了徐渭、朱耷這樣的奇才怪杰。徐渭畫荷豪放潑辣，水墨淋漓，神完氣足；朱耷畫荷則純以筆墨取勝，形式簡練，絕俗剔透；但觀余仁杰筆下的荷，繁與簡、枯與濕、重與輕、熱烈與冷逸竟然兼而有之，倘若沒有一定的功力、足夠的才情、天賦的靈性，怕是很難合二為一的。

余仁杰《荷韻》

      再細瞧余仁杰的荷畫，葉脈意寫，造型單純，用筆若緊若松，或點厾、或潑寫。線條在彈指揮灑間韌性十足，一切都看似用力，卻又點到為止。例如，荷花的花瓣皆不圈死，氣口充盈，花骨朵的清逸之氣便油然而生。荷花的葉柄或直或倚、或俯或仰，動靜結合，體態悅目。

      同時，余仁杰的荷畫不多著色，偏愛“不施脂粉不濃妝，水殿風微有暗香”的感覺，格外有種清新雅致的氣息。他還甚為注意畫面的布白和墨色的濃淡變化，利用枯濕、濃淡、輕重等的顧盼照應提升畫面中飛動空靈之感，留下若隱若現的審美空間令觀者遐思，亦是“性靈”思想的體現。

余仁杰《荷塘雅趣》四條屏

余仁杰《紫氣東來》四條屏

      今日之市場，尤為推崇張大千的荷畫，名為“大千荷”。張大千畫荷千姿百態、富貴堂皇，杰出的技藝確屬“五百年來第一人”。不過，張大千的荷畫若要苛責深究起來，也有不盡如人意處，過分的裝飾（如“五色荷花”）和氣息的柔婉都是其短。在我看來，張大千畫荷還是屬于文人意趣，修身養心，不離正統派的范疇，正如張大千自言“我畫荷的心得，便是看上去總要使它宛如矗立在水中央一般”。

      相反，徐渭也好，朱耷也罷，乃至余仁杰，他們畫荷更像“野逸派”，不求功利、不問世俗，而是盡情地燃燒自己的人生體驗與生命情感，是用“心”、用“性”在作畫。我們常常以“荷”為貴，說到底在于它中通外直，在于它不蔓不枝，在于它象征君子干凈清透、潔身自好的品行，在于它體現了中國人在身處矛盾和痛苦時依然會去欣賞一種無可奈何的壯美、去做著高潔通脫的清夢。試問，如果沒有畫家自身生命的激情燃燒與情感驗證，又何來與荷的“性靈”相印呢？有道是“出泥身不染，不比眾芳同”，“畫與習池冠倒著，為它辛苦在人旁”。

辛丑歲尾 亞圣于子恪山房

余仁杰 荷花 清趣

余仁杰 荷花 野趣

余仁杰 荷花 雅趣

余仁杰 荷花 生趣

余仁杰 抗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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